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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顶级班底还能扑成这样,导演全责!

    发布日期:2025-04-13 18:34    点击次数:112

    现在大家对于韩国电影里出现的中国元素都非常敏感。

    生怕他们"偷走"原本的中国文化,然后再说成是韩国的。

    但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,直接把片名就写成了中国的地名,乍一看摸不着头脑,仔细一看,才知道原来是抗日电影——

    《哈尔滨》

    这部由禹民镐执导、玄彬主演的"抗日"题材影片,以朝鲜义士安重根 1909 年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历史事件为核心,试图通过宏大的叙事和视觉奇观重现民族英雄的悲壮史诗。

    在 20 世纪初,韩国独立运动风起云涌。

    安重根(玄彬饰演)是一位坚定的抗日义士,在抗战期间一直在为恢复国家主权而奋斗。

    当他得知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即将前往满洲(今中国东北地区)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时,安重根等人决定借此机会前往哈尔滨执行暗杀任务。

    而且他们成功了,亲手击毙了伊藤博文。

    电影的剧情主要就是围绕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刺杀事件展开。

    安重根被捕后,被日本关东都督府地方法院判处安重根绞刑,于 1910 年 3 月 26 日在中国旅顺英勇就义。

    电影整体票房还算可以,首日以 38.15 万观影人次登顶韩国单日票房,次日累计突破百万,一度被媒体寄予成为"千万电影"的厚望。

    然而高开低走的票房与口碑,最终让这部集结名导、巨星和热门题材的作品沦为一场令人失望的"堵心之作"。

    作为一部大片,视觉呈现上自然不用说,但在剧情构建和人物塑造上却存在诸多瑕疵。

    尤其是主角安重根的刻画,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形象大相径庭,更多地展现出了其优柔寡断、窝窝囊囊的一面。

    比如自作主张地放走了日军俘虏这一段。

    导演大概是通过这一情节的设置,巧妙地引入了"反英雄叙事"的概念,但是站在观众角度来说,这种看似精心设定的小细节,实则拖垮了主角的英雄光环。

    他坚持释放凶残的日军战俘,只因对方提及"家中有妻儿",全然无视战友横尸眼前的惨烈;

    面对内部叛徒嫌疑,他盲目信任同志,甚至为叛徒求情,全然不顾革命斗争的残酷现实。

    这种背离史实的"人性化"改编,非但未能让角色显得有血有肉,反而削弱了英雄形象的感染力,将一场民族独立运动降格为个人英雄主义的拙劣表演。

    再者,电影的节奏也很拉胯,开场就是一段持续近 20 分钟的"密会"戏份。

    结果打断台词、冗长的对话既未塑造角色个性,也未推进剧情,反而让观众陷入"谁是谁"的困惑。

    当伤痕累累的安重根终于登场时,其"核心人物"的光环早已被拖沓的节奏消磨殆尽。

    剧情的逻辑漏洞与常识性错误进一步加剧了观众的疏离感。

    为刺杀伊藤博文,义军策划用炸药摧毁专列,却耗费大量篇幅描写他们穿越"满洲沙漠"向马匪借炸药的荒诞情节。

    当银幕上出现一望无际的金色沙丘时,熟悉中国东北地理的观众都得懵。

    黑龙江,有沙漠吗?

    这种为营造苍凉氛围而肆意篡改地理风貌的做法,暴露了创作团队对历史考据的敷衍。

    更讽刺的是,千辛万苦运回的炸药竟因一场马车事故灰飞烟灭,此前所有铺垫瞬间沦为闹剧。

    刺杀行动的高潮同样经不起推敲:

    安重根在戒备森严的火车站如入无人之境,俄罗斯卫兵呆若木鸡,日军保镖形同虚设,慢镜头渲染的"英雄时刻"反而让历史事件的庄严感荡然无存。

    若说影片尚有可取之处,摄影师洪垌杓的镜头语言堪称最后的遮羞布。

    战斗场景中,他用特写突出日军割喉的残暴,以远景展现朝鲜义军蝼蚁般的挣扎,血腥与悲壮在画面张力中形成强烈对比;

    日俄谈判的对称构图暗喻势力均衡,红色地毯宛如即将被瓜分的血色疆土;

    黑白色调下叛徒金尚贤吞咽牛肉的桥段,通过咀嚼动作的特写,将人性堕落的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    冷暖光影的运用同样精妙——车厢内飘动的窗帘投下枪影,危险气息随光影摇曳;

    叛徒点烟时氤氲的灯光映出侧脸,背叛的阴影悄然蔓延。

    这些充满隐喻的画面本可成为深化主题的利器,可惜在苍白剧本的拖累下,摄影的匠心独运终究难挽狂澜。

    与《哈尔滨》的颓势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韩国影史其他抗日题材的成功范例。

    李濬益的《鸣梁海战》以磅礴海战场面重现民族热血,崔东勋的《暗杀》用多线叙事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交织,即便涉及超自然元素的《破墓》,也能借悬疑外壳传递历史反思。

    这些作品的成功,源于对剧本的雕琢与叙事的创新,而非依赖明星光环或视觉噱头。

    反观《哈尔滨》,导演既想展现英雄的人性挣扎,又要描绘历史洪流下的个体创伤,却在主题表达上顾此失彼。

    安重根冰面独行的镜头本可隐喻理想与现实的割裂,断指盟誓的场景亦能升华革命者的决绝,但突兀的情感转折与扁平的角色塑造,让所有"史诗感"沦为空洞的形式主义。

   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影片对民族叙事的解构与重建彻底失衡。

    历史上的安重根是兼具文人风骨与侠士气节的复合型英雄,他办报纸、筹军费、组织义兵,刺杀仅是抗争手段之一。

    而电影将他的形象简化为"为赎罪而刺杀"的偏执者,甚至安排其子日后向伊藤后人道歉的情节,无形中消解了刺杀行为的正义性。

    这种"反英雄"尝试本可挖掘历史的多重面相,但在剧本孱弱、角色单薄的框架下,最终演变成对民族情感的廉价消费。

    当安重根高喊"大韩独立万岁"从容就义时,观众感受到的不是悲壮,而是与角色命运脱节的尴尬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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